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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宝虎研究员在中非投资经贸法律风险及对策研讨会闭幕式上总结发言
时间:2015-11-19   来源:   责任编辑:
2015年11月17日

(根据录音整理)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就要落下帷幕。两天来大家围绕非洲国家外商投资、税收、劳动用工、土地、矿产、外汇等各领域法律制度,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我们中国人讲究“有始有终”,抱歉占用大家一点用餐时间举行闭幕式,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点感受。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是中国法学会下属的从事对外法学交流的事业单位,此次会议的组织工作由中国法学会和中非发展基金交由学术交流中心具体承办,我和我的年轻同事们非常荣幸,有这么多位专家、学者、律师、官员和企业界的人士参与会议,规模超出我们的预料。就像我们做了一顿饭,大家都来捧场,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和光彩。在此,我代表学术交流中心,也代表各举办单位,感谢各位发言人、主持人为会议的成功所付出的辛劳,感谢所有论文作者为会议提供了高质量、信息量大的会议论文,特别感谢全体与会代表的积极参与!
 
       按照经验,举办会议无外这么几种方式,包括理论性、实务性、专业性、或同行间的研讨。我们的研讨会采取完全实务性的、实用主义的办会方法,强调纯粹的问题导向,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对非投资贸易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为此会议鼓励跨学科、跨行业交流方式,要求参会论文有更多的实务性、针对性,为企业和律师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也是本着这个目的,我们的研讨会把如下这四方面的代表邀集在一起进行研讨:一是企业界,即对非投资的企业家和企业法务;二是律师,中国的涉外律师和非洲律师;三是政府官员,特别是非洲国家主管经贸工作的政府官员;四是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为了解决问题,把这四方面代表召集到一起非常关键,只有这四方面的代表坐在一起才能把问题讨论清楚,找到答案。我们也期待利用会议机会让大家彼此熟悉,建立友谊和工作联系。
 
       首先,企业界人士的参与非常重要。有与会专家说过,目前中国对非投资早已超出早期简单对外援助,而更多采取互利共赢的市场办法配合援助性政策进行投资。规模很大,速度很快。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始终抱着睦邻、亲临、富邻的政策和真、实、亲、诚的态度对待发展中国家,推动对非经贸合作。在从事对非经贸的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往往都带着责任感、使命感从事对非投资。因此,非洲的政府和社会如何营造良好法制环境、更多吸引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非洲朋友面前的一个课题。同时,我们希望中国在非投资的企业能善尽社会责任,提升守法意识,加强劳动权益保护和环境保护。在去年研讨会上签订的《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宣言》里,我们呼吁广大中国在非企业进一步提升责任感和使命感,善尽社会责任。
 
       其次,律师的作用至为关键。一方面中国有大量过剩外汇,一方面非洲有大量对投资的需求,如何将供给和需求结合在一起,就需要律师的工作。优秀的法律服务可以规避各类投资风险,特别是长期投资、基建投资的各种不确定风险,使企业能够克服和处理各类风险,敢于投资。目前中国的法律服务业还没有跟上对外投资和经贸需要,有必要加强涉外法律服务。昨天一位非洲毛里求斯律师朋友建议: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可以更多的在非洲设立分所,现在非洲有很多美国、英国和法国律所,中国既然有那么多的投资,为什么中国不在非洲设所呢?实际上除了设立分所之外还可以采取律所联营的办法。现在国内大的中外联营律所多是和欧美或澳大利亚大所之间进行,其实非洲国家也有很多高素质律师和律所,应该鼓励中非双方开展联营。实践中还有一种委托性战略合作关系,即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相互委托关系形成律所之间战略合伙关系,也不失为一个起始阶段的现实选择。
 
       刚才香港麦业成大律师还提到,我们应该善用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巨大优势。香港是普通法地区,香港律师长期浸淫于英美法,与非洲许多普通法系国家法律思维上有共通性。即便是成文法系国家,在商法和投资法领域相互融合交叉的地方也很多。香港律师对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较于欧美律师也抱有更多的理解和认识。如果内地所和香港所结合,再和非洲当地所合作,就能提供更加优质和更高效益的法律服务。香港的仲裁法律完善,仲裁机构与仲裁员数量众多,仲裁服务质量好,竞争力强。香港还有丰富的金融、工程、财会、评估与管理专才可以同法律服务人才相配合,中非间不少争端解决都可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中国法学会期待通过此次会议搭建这样的交往平台,促成上述各类合作。此外中国法学会还就中非仲裁机制建设做了一些工作。
 
       政府官员的作用不言而喻。这次会上有代表曾提出,中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外投资往往规模很大,不免引起所在国疑虑。我对此有些不同看法。作为在中国农村长大的人,我个人几十年的经历见证了中国的高速发展。我认为所有欠发达经济体都需要有一个时期的跨越式经济发展,即年均GDP超过7%、8%的较长时期的发展。如果始终依赖市场自发力量走缓慢、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加之经济危机和各种不可预测因素,则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将会长期化、固定化,甚至相互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都经历了持续到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都有年均GDP增速超过10%的经历。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实现了GDP平均百分之九以上的增长,才使得我国目前人均GDP达到接近8000美金,大体在世界中等偏上水平。
 
       中国的发展如何实现的呢?纯粹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或者纯粹的自由市场理论无法给予合理解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中国主要依靠自然禀赋优势,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大量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实现了高速发展。9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争论,是要利用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循序渐进地发展,还是要直接适用最先进技术跨过重化工阶段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结果我认为是两种发展策略同时并存。一方面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辅以大量的税费减免大规模吸引外资,发展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始终重视发展和利用最新科技;当太阳能出来的时候,中国太阳能产业迅速占据最大的世界市场;当电子商务出来的时候,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得最快。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有这么几点值得重视:一是重视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二是建立经济特区,中国利用经济特区大量吸引外资,现在对外投资也常常在海外采取这个办法;三是以特别善待外资的方式大规模吸引外资,长期给予外资免税、减税等超国民待遇。根据今年头三个季度的统计,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排世界第一。大规模资金投入和高速经济发展往往互为因果,并且经济增长本身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克服贫富悬殊造成的矛盾,所谓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四是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充分用好政府看得见的手。有的经济学家甚至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称为政府推动型发展,形成了某种“县域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即县、市级政府主动作为、主动服务,在中国招商引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有一些弊端有待克服。任何经验最终都要有一个本地化的过程,我不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完全在境外复制,但是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可以肯定,非洲要实现高速发展,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极其关键,政府官员及其政策制定的作用至为关键。
 
       最后是专家学者的作用,也是中国法学会可以大力发挥的作用。举办此次会议,邀请上述四个方面的代表参加会议,就是为了促进学术界加强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我们呼吁更多的国内高校聘请非洲国家专家来教授非洲法,并给予非洲法课程相应学分。中国法学会已经在上海交大和浙江师大建立了非洲法律研究中心,希望更多的学校可以建非洲法律研究中心,推动我国对非洲法律研究交流工作。
 
       今年是第二届中非投资法律风险研讨会,这个平台未来希望继续得到各位的支持。北京天气已经转凉,希望各位非洲朋友注意保暖,身体健康,在北京过得愉快!中国法学学术交流中心永远是你们的朋友,中国法学会永远是你们的朋友!最后再次对所有的与会代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