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历史学、文化学，还是从地名学、航海学、海洋学等专业角度来看，南海《更路簿》都承载着中国渔民特别是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鲜活历史，是中国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缩影和文字记载，兼具文物价值、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和法理价值。

　　南海《更路簿》的研究现状

　　南海《更路簿》是渔民在历时数百年远航南海诸岛捕鱼、航运等活动中，记载南海航海路线、岛礁名称、海流等航海知识的手抄本小册子，是海南渔民在数百年的渔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留存下来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南海《更路簿》才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并进入学界的视野。早期仅有少部分的专家学者对南海《更路簿》开展了一些历史文化研究。2008 年，南海《更路簿》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自此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有关部门和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南海《更路簿》的学术价值，以及它在维护中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重要史料价值。一些专题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在实证调查和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的《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以下简称《南海天书》)、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夏代云教授的《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等著作，对南海《更路簿》各抄本所载的地名、航线和航程的考证与释读等做了大量研究，代表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南海《更路簿》的研究水平。

　　南海《更路簿》极具史料价值。无论是从历史学、文化学，还是从地名学、航海学、海洋学等专业角度来看，南海《更路簿》都承载着中国渔民特别是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鲜活历史，是中国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缩影和文字记载，兼具文物价值、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和法理价值。

　　但应指出，南海《更路簿》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迄今的研究内容和重点主要在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自然科学中的多学科和交叉学科方面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少学术研究的空白和盲点。学术研究相对滞后，理论研究的原创性和创新性亟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从自然科学视角展开的研究成果极为鲜见，这是目前南海《更路簿》研究的一大缺憾。

　　南海《更路簿》的成书至少历经了明、清两代，具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所记载的内容不仅局限于单纯的航海学，而且跨越天文学、气象学、海洋学、历史学、地理学、数学和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以及造船、渔业和海洋资源等学科和领域。因此，对南海《更路簿》的研究方向，应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和综合的跨学科的抢救性研究，以期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研究体系。

　　南海《更路簿》的数字化研究

　　海南大学关于南海《更路簿》的研究，近年来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16年9月，海南大学更路簿研究中心挂牌成立。2017年9月，在海南大学主办的第三届南海海洋文化研讨会暨更路簿高端论坛上，海南大学李文化教授团队首次报告了他们的数字化研究成果。他们以航海学、地理学、几何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对南海《更路簿》进行了较为科学、精准、直观的数字化解读和分析，并借助计算机技术绘制出了电子信息化更路图。这是近年来借用自然科学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南海《更路簿》展开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也是南海《更路簿》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他们将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化总结，其代表性著作《南海“更路簿”数字化诠释》即将正式出版。

　　具体来看，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特点在于：

　　第一，系统化提出了“更路”的数字化方法， 用“数字”全面解读“更路”的“起点”“讫点”“更数”“针位”“方位”“里程”等，并对《南海天书》著述的苏德柳、苏承芬、吴淑茂等21册南海《更路簿》、3000多条“更路”进行数字化处理，用最简明的数字对南海《更路簿》进行解读，使南海《更路簿》不再晦涩难懂。

　　第二，利用航海学、地理学和数理知识，选取适合南海“更路”航线的最优航向和航程公式， 测算出每条“更路”的针位航向与理论最短距离航向的偏差值、每“更”的平均航速，并综合考虑岛礁范围、渔民记载更数的粗略数、海洋风流等因素，对计算航速进行偏差估计，并通过大量的实例数据验证公式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三，在数字化“更路”基础上，用计算机绘制出覆盖21册南海《更路簿》、3000多条“更路”，涉及 472 条航路（包括南洋航路）、169 个岛礁与港口的全新南海更路图。 这比目前普遍认为的200多条航路多出一倍以上，是南海《更路簿》研究史上最新最全的一张多彩更路图。《南海天书》作者周伟民教授认为该图是继郭振乾、国家地理杂志之后的最全面、准确、清晰的第三张更路图。

　　第四，提出了能体现航向的“更路线路图”绘制方案，并用计算机绘制出覆盖21册南海《更路簿》90%以上的带针位航向的更路航线1069条， 最大限度地直观呈现了21册南海《更路簿》的“更路”实情。

　　第五，在“更路”数字化分析研究基础上，对《南海天书》3000多条“更路”进行数字化统计，得出每更约12.5海里的结论，修正了每更约10海里、40里、60里等多种说法。 对其中偏离12.5海里/更较多，或按最短距离航行的计算航向与“更路”记载针位偏差较大的“更路”，首次提出“存疑更路”的概念，并借助计算机技术，对20余条航速或针位极度异常的“更路”进行逐一比对分析。由此发现，相关文献对这些“更路”的解释存在不同的问题：有的是对渔民岛礁俗称地名的标准地名解释错误引起的，有的可能是渔民在抄录他人《更路簿》时出现错误导致的，而有些则可能是出版校正笔误。这些基于数字化的合理推测，基本上得到原作者和相关船长的认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南海《更路簿》的以讹传讹。相信这些结论对更正部分南海岛礁的标准地名有极大帮助，为南海岛礁的渔民俗称地名的准确释名研究提供了新的辅助研究手段。

　　南海《更路簿》未来的研究方向

　　数字化研究方法，可以说为南海《更路簿》综合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手段。用此方法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他们依据数字化方法发现的几十条“极度存疑更路”问题及相应的部分岛礁标准地名与渔民俗称地名之间的精准对应问题，这些问题还需要借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学科知识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迄今国内南海《更路簿》的研究，基本上是有关学者或相关的科研院校自发开展的，属于学术层面上的个人或集体的学术研究行为。虽然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等在年度科研计划中也列入了一些南海《更路簿》的研究项目，但其研究历史缺乏国家顶层设计和国家组织行为。笔者曾多次提交人大建议，呼吁开展南海《更路簿》的抢救性发掘研究。建议设立南海《更路簿》国家重大专项课题，组织动员全国的科研力量和资源，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南海《更路簿》的跨学科研究，发挥南海《更路簿》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重要和积极的法理作用，为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