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出坚定的党的领导观、彻底的人民观和全面的法治观，而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又构成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点和立足点。

　　历史上，我们党对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是有过摇摆的。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历过多次左右倾思想斗争。当党的领导人犯有右倾错误的时候，多少跟放弃党的领导权有关。文化大革命则是对各级党委领导的直接否定和根本破坏。改革开放之后，也一度出现过过分强调党政分开以至淡化党委作用的情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经验，鲜明提出全面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强调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由此彻底结束了对党的领导的任何质疑和摇摆。

　　　（一）党的领导不仅事关政治方向，也决定事业成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的思想，不仅要从政治上去理解，还要从事业成败和制度科学上去认识。就是说，党的领导不仅是政治大是大非问题，也是事业成败与否、制度科学与否的问题。

　　战争年代，是否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涉及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更事关部队能否打胜仗。毛泽东同志之所以通过“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就是因为毛泽东发现，凡是有党员发挥作用的连队，就不容易溃散，就容易打胜仗;凡是没有党员发挥作用的部队，就容易溃散，就容易打败仗。这个道理，战争年代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如此，改革开放年代同样如此。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过文化大革命的挫折和教训，就是因为文革否定了各级党委的领导，如果始终保持各级党委的领导，文革可能就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连续40年实现GDP增速在9%以上。对这一经济发展奇迹，现代各派西方经济学均感到无法解释。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曾长期跟踪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研究，得出的解释也不过是中国搞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已。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是典型的自由市场派，但他有一种观察颇有道理。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要落实改革开放政策，完成招商引资任务，中国每个行政县实际上都变成了一个经济开发区，每个县委书记实际上都成了开发区主任。全国1000多个县比学赶帮，招商引资。外商有钱、有技术总之有一样就行;缺钱帮你找贷款，缺人帮你招工，为了吸引外资还提供“三免三减”“四通一平”。由此中国招商引资速度惊人，构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生动场景。党的领导构成中国发展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内在的组成部分，不把党的领导说清楚，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无从解释，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无从解释。如果对比前苏联的解体，其意义就更加明显。

　　（二）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克难制胜的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的党的领导思想是与其最彻底的人民观、彻底的群众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其党性与人民性的思想是完全统一的。这次抗击非典型肺炎疫情，我们党不惜一代价抢救人民的生命，与特朗普的“股市第一”以及一些西方国家顾忌经济损失的所谓“集体免疫”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如何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的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员要不要讲奉献和如何讲奉献等等，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疑惑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个时期，腐败现象是比较严重的，有些人甚至主张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是改革开放必然付出的成本，为腐败的合理性进行论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彻底清除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旗帜鲜明要求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调“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公道担当，无私奉献。

　　中国共产党人集中了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他们对人民的忠诚构成了我们最大的制度优势。这次抗击非典型肺炎疫情，广大医疗战线以及全国每个街道、社区、村庄的无数党员干部无私奉献，战斗在抗疫第一线，有些医生护士甚至为此献出宝贵生命。一些西方媒体感叹中国的防疫抗疫经验难以在西方复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千千万万个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复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要讲价值规律，但是党员干部更要讲无私奉献，不能在党和人民的利益面前总讲等价交换。而且越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其奉献价值和个人物质收入比例就越高，奉献的价值量越大。曾有西方观察家指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功，就是以较低的经济成本让十几亿人口中的那些精英分子为其全力效劳。

　　我们党强调要教育人民，领导人民，不当群众的尾巴，但从不抱怨人民、怪罪人民，而是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真诚坚信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看蒋介石日记，不时有对人民素质的抱怨。但恰恰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那些历来被西方人和国民党政客视为愚昧无知、一盘散沙的中国老百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包括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解放战争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有日本汉学家(滨下武志)就认为，中国经济奇迹还要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革命”。随着中国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今天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际上正在经历另外一场“智慧革命”。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西方所谓民主政治其合法性是建立在政党竞争和选民选票基础上，而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却是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与人民群众保持最为密切的血肉联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决定我们政策的标准;这些正是我们共产党人践行的民主政治的要义。既讲程序民主，更讲实质民主，也是我们党民主制度的优势所在。正是党的群众路线使得我们能够制订出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策，避免西式民主的政策短视、党派恶斗和民粹主义伤害。新加坡政治学家郑永年就批评西方的选票政治，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好看不好吃的“计划政治”(系借用中国上个世纪搞“计划经济”一词)。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后曾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将“终结”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体制。但近20年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种种乱象，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不得不使他公开修正自己的观点，认为有权威、有执行力、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乃是一切民主政治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党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灵魂

　　将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法治观的一次重大飞跃，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由于我们党是长期执政党，党处于领导一切的执政地位，党内法规的重要性就显得十分突出。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离不开完善的党内法规。无论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还是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预防腐败发生，我们更多的是要依靠完善的党内法规来要求、规范和保障。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触犯法律而动用刑事惩罚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党员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要依靠党内法规来规范一言一行。假如党的组织或者党员领导干部没有能够履职尽责而又并不触犯国法，人民群众通常也无法将其告上法庭，只能依靠党内法规来处理。同时，要更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充分体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总要求，真正实现政治坚定、公道正派、廉洁勤奋、担当奉献，也要依靠党内法规来要求、激励和保障。在一定意义上，党内法规，更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精神、原则。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章，乃是全部法治体系的灵魂。由于我们党始终履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重大职责，始终把握国家发展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并且具有协调各方、统筹推进的重任，因此整个党内法规体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实际上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宪法性的价值和作用。有海外的一些法律院校直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并列为中国宪法文件，这是有道理的。那种将党内法规与国法对立、割裂开来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党内法规研究是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的重要职能，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就设在法治研究所。最近陈训秋书记在有关批示上要求我们要“加强党内法规研究，进一步抓出更大成效”。法治研究所党支部将齐心聚力，不辱使命，不负党组嘱托，努力在党内法规研究上多出成果,多出精品，将法治研究所打造成服务党中央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高端智库。我本人也将不断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内法规的研读学习，不断提高思想站位。谢谢大家!

作者：尹宝虎，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所长、党支部书记，中国法学会对外联络部一级巡视员，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