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庆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落实学会《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教育工作方案》的要求，法治研究所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更好发挥高端智库作用。

　　一、如何理解政治机关

　　对于政治机关的含义，现实中不乏一些模糊认识。首先，法学会是不是政治机关?从讲政治的角度看显然是，但从严格和狭义的定义讲，很多人未必这么认为。通常所谓政治机关一般跟权力机关联系在一起，有政府权力的才是政治机关;或者有政治任务，比如政协机关虽然没有政府权力但有政治功能和政治任务，也算政治机关。其他社会团体、学术团体，如法学会这样的群团算不算政治机关，就不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这里，既要看政治机关怎么定义，更要看如何理解我们的职能任务。这一点，陈训秋书记在最近这次机关讲党课时已经讲得很清楚。

　　中国法学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我国法学法律界的全国性群众团体、学术团体，是政法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法学会首先是人民团体，要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法学法律界的桥梁纽带作用，这是政治职能、政治任务，具有政治属性。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法学会的工作包括政治引领、繁荣法学研究、服务法治实践、拓展对外交流、培养法治人才等。这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政治引领。不讲政治何谈引领?所以正是法学会的职能任务决定了法学会的政治机关属性。政法、政法，法律和政治历来是密切联系的，凭这一点就不能否定法学会的政治机关属性。

　　法学会也不是完全没有政府权力。我个人理解法学会有两项准政府权力。第一是外事权，法学会通过所属对外联络部可以象政府机关的外事司局一样，直接组织专家学者出国境开展学术交流。不过这也不是特例，一些高校和大型企业也有外事权。第二是对50多个全国性的法学社团行使主管职能。当然这种主管职能不是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命令，而是一种工作规范、指导和监督。因此总体上和实质上，法学会不是权力机关，是群团组织、学术组织，这是确定的。法学会的政治属性主要不是因为法学会有没有政府权力，而是因为法学会需要履行政治性职能任务，这也是法学会作为人民团体的性质决定的。

　　二、讲政治和讲学术是否矛盾

　　不排除社会上有人会发出质疑，认为法学会作为一个学术机构，一天到晚讲政治，那么把学术性摆在什么位置?政治性讲得太多了，是不是会干扰、扭曲学术性，甚至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有必要深究一番，有一个正确理性的看待。首先，任何学术机构都有政治性。千万不要以为西方的学术机构不讲政治。美国各个政党都有政党智库，每个智库提出来的政策常常不一样，甚至南辕北辙。一些智库专家还跟政府议会的任职形成旋转门关系，与政治联系非常密切。在涉及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一些智库提出的对策建议甚至可以不顾及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比如建议直接动武解决国际争端。

　　当前我们讲政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坚持爱国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二是坚持社会主义，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恰恰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讲政治与讲学术、讲科学没有矛盾，最能够也最应该统一起来。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打压华为不择手段，不管什么国际法和国际信义。恰恰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追求国家利益，但从来不追求国际法之外的利益。中国堪称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模范。在民商事领域，只要不是声明保留条款，中国一直优先适用所加入的国际公约。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中国大力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建设利己利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我们就把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人是最应该理直气壮的。在这里，维护民族利益也是维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利益;既不违反学术理性，更是一种学术良知。

　　攸关价值观的政治立场常常无法通过科学来解决。比如你是接受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是谋求维护少数人、少数阶层的利益，还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政治是否能够包容客观、理性与科学，却是政治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基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对比中西之间如何讲政治、讲科学的鲜活实例。西方社会“讲政治”的情形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为了党派利益，为了资本利益，或者为了国际竞争，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讲政治”，违背科学常识，置群众生命于不顾。美国政府一面指责中国不透明，一面对所有“吹哨人”、主张科学防疫的官员、专家、医生实施处罚。在病毒的起源问题上，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科学态度，任意栽赃甩锅。为了选举利益、经济数据，不负责任地过早解除隔离，强行重启经济。有些国家疫情通报记者会开成了政治公关秀。戴口罩有利于隔离病毒是如此简单明白的科学事实，他们也一直在讨论、在否认。他们可以公然实施“集体免疫”，眼睁睁看着老人和弱势群体大量死去。这样的“讲政治”不仅没有科学性可言，简直丧失人性和良知。

　　中国疫情最早发现，也最难控制，因为人们对一种新的病毒总是缺乏了解。但恰恰是中国最早控制疫情。这是因为我们党和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采取了高度负责的态度，并且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了科学理性的严谨防控举措。美国大量打压主张认真抗疫的官员和专家，中国则对任何在防疫中失职渎职的官员不加宽贷。中国既是疫情防控最严的国家，也是对失职官员实行撤职等严厉处罚的少数国家。我们在疫情防控中讲的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真正人权政治，讲的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真正民主政治。我们的政治和科学是高度统一的。

　　如果站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立场上，就很容易看清楚西方自由主义制度的弊端。就美国的情形而言，这种制度所代表的利益面越来越窄，越来越被少数金融寡头、军工集团所把持。他们可以利用发动战争牟利，可以通过美元霸权向全世界“割韭菜”。这种制度在历史上给世界带来殖民、战乱、动荡，今天还进一步导致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和南北鸿沟，进一步固化了阶级间和民族间不平等。相比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是人民性、政治性和客观性、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这样的政治崇尚一切真正的科学、理性和客观，反对一切愚昧、偏见和无知。因此，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讲政治，也是讲科学，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样应该理直气壮。

　　三、哪些因素妨碍我们讲政治

　　讲政治要破除狭隘的政治性。所谓狭隘的政治性就是本位主义、部门主义，甚至个人主义。目前一些智库和学术机构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讲政治”为借口，或以“讲政治”相搪塞，以部门利益、个人考虑为上，投领导所好，不敢报告客观情况，不敢发表真知灼见。这种狭隘的政治性与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讲政治完全不沾边，乃是自私自利、庸俗哲学的表现，是“低级红、高级黑” 缺乏党性的表现。学术机构如果这样做不是讲政治，而恰恰是不讲政治。讲政治就要讲真话，直面实际问题，解决群众疾苦和中央关切。讲政治不能允许任何狭隘的政治性。

　　另一方面，讲学术也要防止伪科学，防止陷入教条主义。伪科学和教条主义不仅妨碍我们讲学术，也妨碍我们讲政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在国内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话语体系仍然被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所把持，包含着大量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各种理论。西方各种学术理论争奇斗艳，也鱼龙混杂，尤其是立足西方国情和西方意识形态，必须以辨证眼光看待其真伪。西方政法学者对多党选举、司法独立、违宪审查等制度详细研究，但很少有人研究社会主义一党执政下的民主法治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科学的鉴别能力。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决不会有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去帮助我们阐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同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成果也不可能期待西方的政治法律理论来解释。这就要求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理论。我们要有这样的勇气和见识，讲好中国的民主政治，讲好中国的法学学术，破除对西方学术的迷信和教条，同时也开放地吸纳借鉴他们的长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有益的尝试和成果，还要进一步深入下去，法研所责无旁贷。

　　无论是讲政治还是讲学术都要实事求是，这时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学术机构创新学术、发挥智库作用的思想法宝。我们应该看到，不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好就什么毛病也没有。研究机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找毛病，找问题，提对策，就是因为现实中有很多问题和缺点，需要不断去发现、去解决、去改善。任何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也会存在体制、机制和运行上的不足，任何好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方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因此，我们要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前提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根本制度的前提下，以完全理性客观的态度深入研究体制、机制和运行层面的具体问题，坦诚科学提出对策建议。

　　四、如何在课题研究中讲政治

　　法治研究所是中国法学会唯一的直属研究机构。法学会的政治机关属性决定了法研所的政治属性。法研所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课题研究，而法学领域课题研究无不与政治密切关联，我们的政治意识首先就要体现在课题研究上。比如，我们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法治、科技法治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研究两岸关系，研究国家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研究国资监管法律制度和民营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研究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等等，这些课题无不涉及相关领域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在政治上糊涂，尤其不能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伪科学的观点、网络流行的观点所左右，更不能被这种观点带偏。

　　以国资监管法规制度研究为例，首先就涉及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问题。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流行的伪科学的(至少是教条的)观点包括：国企靠垄断和补贴生存，不是市场经济;“国进民退”，国企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国企没有经济效益，不可持续等等。这些都是强加在国企头上的偏见，必须加以鉴别。无论是宪法、党章，还是习总书记的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都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而国有企业无疑是公有制经济的主力军。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加强而不能削弱。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一些领域虽有垄断经营却不实行垄断价格，如城市公交、地铁和我国高铁，跟完全市场化的资本家实行垄断价格不是一回事。再比如为了扶植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在那里修建公路，发展邮政，也不能按照市场盈亏来评判。国有企业还在人才、技术上发挥外溢效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形成相互补充。剥离了社会负担后的商业性国有企业，其经济效益并不差，否则国有经济不可能长期维持。特别是国有企业发挥了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的支柱作用。拉美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去了经济主权，国内经济被跨国大资本主导，无法有效推行发展政策。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促使不少亚洲经济体为跨国大资本控制。中国之所以成功抵御历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持续有效地推进各个“五年计划”和发展政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国资银行占据经济主导地位。我们之所以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道理也在这里。这不仅是讲政治，更是讲发展，讲科学。我们这样讲政治、讲科学当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及其学术理论常常会加以否定甚至污蔑的，而这恰恰是我们自己应该清醒地加以坚持的。

　　目前，西方国家以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坚持党的领导为由对我国有企业肆意抹黑、歧视、排斥。实际上，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事企分开，早已是我们行之有年的政策。党的领导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丝毫不影响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地位和自负盈亏的市场机制，这种地位在我国各项法律和政策里早有明确规定。在国内，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完全平等。在国际上，我国政府并不寻求从事跨国商业经营的国有企业在国外享受国家豁免。因此，我们在研究国资监管课题时还要考虑上述涉外政治因素，努力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当然，我们讲政治决不是为了避讳问题。国有企业发展还面临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和布局调整、质量优化、企业治理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国资监管越位、缺位、错位问题依然存在，监管法规制度还存在缺失和不足，需要体制机制上进行深层改革。我们必须找准问题，深入研究，为我们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献计献策，这本来就是我们开展课题研究的目的所在，更是我们讲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上讲这些就是为了说明，讲政治和讲学术并不矛盾，只有正确地讲政治，才能够科学地讲学术。讲政治要寓于讲学术之中，就法研所来说，要寓于课题研究之中。讲政治的前提是要提升政治意识、政治素质。为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系列讲话，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精神，掌握中央各项大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站位。同时要深入实际调研，掌握各领域基本情况和知识，总结各部门法学成果和法治经验。要综合地提升政治本领、专业本领以及政治与专业相结合的本领。

　　(根据尹宝虎同志2020年7月3日在法治研究所全体支部会议上讲党课时的录音整理)